东正教会在中国

东正教在中国已经存在了三个世纪。俄罗斯在其创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同希腊人在俄罗斯教会历史上一样。

中国东正教教会历史开端与俄罗斯驻北京传教士团相关联，但奠定独特而神秘的神圣基础源自中国蒙难者的鲜血，还有当今中国东正教徒的父辈们虔诚信仰的功绩。这个宗教是充满生机的！她植根于几代中国人之中，他们可以说：“我的祖父和曾祖父是东正教教徒。”今天，在中国她还不强大，她的礼拜生活只限于少数现有教堂里。但今天她已经成为我们关注和祈祷的对象。

——编者B·B·谢里瓦诺夫斯基

于2013年 布拉戈维申斯克

前言

今天，在中国有大约15 000名东正教教徒，比较而言，天主教徒有1-1.2千万人，基督教教徒有1千万人。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呢？

主要原因是：

——俄罗斯传教士团在中国建立的目的是对被俘虏的阿尔巴津哥萨克给予精神关怀，没有确立更加广泛的传教任务；

——传教士团自建立之日起担负了当时的外交使命。1724-1858年，在中国禁止天主教布道的时候，如果进行传教活动，会造成政治关系上的萧条。传教士团的贡献在于为俄罗斯沙皇国务活动有限的一点历史业绩。20世纪初，英诺肯基伊（费古罗夫斯基）为首的第18届传教士团传教活动加强了；

——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外国传教士被允许在中国自由传教，俄罗斯传教士团担负的外交使命，取代了扩大传教活动，东正教最高会议把传教士团的预算削减了一半，并拒绝为主教解除经济困境。在宗教历史上东正教最高会议时期（1700-1917年），教会服从的状态是有负面影响的；

——19世纪对俄罗斯社会缺乏了解是东正教的普遍问题，表现为神职人员本身的保守主义，大部分人对传教士团的工作没有热情。这种状态的重要人物是第9届驻中国传教士团团长司祭雅金夫·比丘林，他是出色的科学家，但是个资不抵债的神甫，不热心于神事和布道。

——20世纪初俄罗斯传教士团壮大了，开展了大规模的传教活动，大量的白俄移民涌向中国时，传教士团的任务重新调整——为同胞社会服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整个革命前的社会状态持有严重的偏见，他们不关注向其它信仰的人传播基督教。

一、东正教会在中国出现

1685年，中国皇帝康熙的军队占领了阿穆尔河畔的俄罗斯城堡阿尔巴津。值得一提的是，满洲人的武器是天主教的耶稣会传教士制造的，他们在中国活动的时间已经有一百多年，在布道的同时，也把西方先进的文明成果带去了。大约50名被俘的阿尔巴津哥萨克被带到北京，很快被编入了皇家卫队。他们被安置在北京北部城墙附近地段——北馆（北部庄园），配给他们执行了死刑的犯人的寡妇，还赋予他们中国姓氏。与哥萨克一起被俘虏的东正教神父马克西姆·列昂捷夫建起了第一座教堂，允许他把中国战神关帝的偶像换下来。这座教堂被称为上帝智慧——索菲娅教堂，阿尔巴津人称它为尼古拉教堂，因为教堂里有马克西姆·列昂捷夫带到中国来的灵者尼古拉的神像。有故事传说阿尔巴津人与大篷车商人到达过俄罗斯皇帝的宫苑。1700年，就彼得一世对大篷车贸易和在西伯利亚和大清帝国东正教神职人员传教活动训令中有过记述，沙皇陛下在与宗主教讨论托博尔斯克都主教候选人时，交给他一项任务：

“承蒙上帝保佑，逐步为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盲目偶像崇拜和其他顽固不信神的人群带去知识和服务，并敬拜生机勃勃的神。顺便派去两三位品德高尚、懂得科学的不很年老的神甫，以帮助教授汉语和蒙古语和语法，以便让他们意识到迷信，能用圣福音的不可辨驳的论证，把众多的灵魂从撒旦铅光里引导到我们耶稣基督的阳光下，用基督徒生活的风俗习惯把他们从完全的偶像崇拜的迷茫里拯救出来，生活在由上帝缔造的有庇护的秩序里，把中国大汗和他周边的人们以及所有人民引向神圣的事业。”

北京安置阿尔巴津人的北馆（北部的庄园）

1711年，马克西姆·列昂捷夫神甫的去世，加快了第一届传教士团的派出，1712年，传教士团成立，由司祭、神父、祭司和7名讲经师组成，1715年4月到达北京。

大清帝国皇帝康熙（1654-1722年）的自由派政策帮助了传教士团的派遣，1692年下达宽容天主教的诏令，开放口岸城市与欧洲人通商。中国方面在传教士团承担着外交使命时，负责使团的财政开销。从第二届传教士团（1729-1735年）起，俄罗斯东正教会试图派遣主教英诺肯基伊（库里奇茨基，1689/1682-1731年），但由于北京的宫廷倾轧，他没有收到到中国来的许可。今天，把他尊重为圣徒英诺肯基伊·伊尔库茨基，是中国教徒的庇护神。

圣徒英诺肯基伊·伊尔库茨基（库里奇茨基，1680/1682-1731年），中国教徒庇护神之一。

俄罗斯传教士团在中国的5个历史时期：

1、 1715-1858年，从传教士团建立到天津条约签订，1863年后，传教士团的外交使命被解除。

2、1858-1900年。

3、1900——“义和拳”义和团起义（“正义与和平”队伍），迫害在中国的基督教徒。

4、1900-1917年——传教活动在整个中国快速发展时期，教堂、学校和慈善机构建立起来。

5、1917-1956年——移民时期，传教士团重新从事同胞移民的社会救助活动。

250年间更换了20届传教使团，每个传教使团平均在中国度过大约10年。1956年，传教士团关闭，其资产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使团的接任者着手建立中国东正教自治教会，但到了1950年代组织还没有完成组建，尔后年代，特别是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毁坏了教堂，迫害神甫，教会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从主教死后，教会阶层被驱散。

二、传教

2.1文化

每个传教士都在寻找适合文化中心的可能性，以便在那里传教。相关的有服装样式、习俗、日常生活。到中国的第一位东正教神甫、与阿尔巴津人一同被俘虏的马克西姆·列昂捷夫与卡尔梅克人“在行军途中预先按照中国军队里的满洲人的样子剪掉头发”。这种同化（适应另一种文化）的方法第一位耶稣教传教士、意大利人马杰奥·利奇（即利马窦）在16世纪末也使用了，穿着中国儒士的服装。

同时，传教士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异域可接受的范围内适应环境。中国最有争议的文化现象是延续了几千年的祭拜祖宗的传统，设立牌位、摆放祭品、焚烧纸钱。这种极端的尊重和膜拜在儒学里没有明确的界定。孔夫子对死亡现象和对 祖先祭祀的直接提问给予了含糊的回答：“当问到这些用来祭祀先人的食物真的是过世的人吃掉时，孔夫子说，也许是的，但这样做是我们尊重先人的习惯，如同对待生人。”

耶稣传教士马杰奥·利奇(即利玛窦，1552-1610年）

俄罗斯传教士团容许了祭拜孔夫子的牌位，这只是出于伦理方面的考虑，谴责进行祭祀和焚烧“冥币”。在这方面东正教传教士遵循了17世纪时耶稣教传教士马杰奥·利奇（利玛窦）所持的“自由主义”态度。

但18世纪初在骑士团的天主教徒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方济会和多米尼加针对放纵中国天主教徒祭奠祖先的传统采取了激进的立场，天主教的新教徒处于一种困难的境地，拒绝对祖先的祭拜面临着丧失与民族成员平等的威胁。梵蒂冈禁止祭拜孔夫子和立祖先牌位，导致中国从1724-1844年120年关闭了天主教传教的结果，当中国受到日本的侵略时的20世纪30年代初，禁制才解除。日本傀儡政权要求全体公民参加国家庆典仪式，包括祭拜孔子、朝着日本天皇方向拜谢，甚至朝着日本天照大神神道的太阳女神庙堂拜，如同日本侵略者的玩偶。拒绝参加站立仪式的会受到残酷杀戮的威胁。

那时代多数俄罗斯东正教在满洲的社区要像公民一样对日升国的偶像膜拜，但抵制承认1942年的“效忠指令”，其中第一条说“应该效忠于满洲国皇帝虔诚地尊重的天照大神女神”。日本人很快取消了“指令”，但一些东正教忏悔者被投进监狱，部分神甫被驱逐出满洲。

2.2 神学适应

1810年第九届传教士团团长雅金夫（比丘林）出版了汉语的东正教教义问答《天使会谈话》，基本采用的是1739年的耶稣教教义问答。在中国东正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宗教分歧在传播基督神学的主要任务上不那么重视——宣扬上帝的旨意，几乎不在意中国的宗教传统。16世纪耶稣教神甫马杰奥·利奇（利玛窦）提出神学适应的方法，后来东正教传教士团也遵循了：“补充儒教，排除佛教”。中国所有的宗教调和最早的是儒教，到11世纪新儒教改革，能够组织传教团队。“孔夫子任何时候没有说过上帝，他说起过天”。“我不能坚持孔夫子是有神论者的观点，他在童年对天的态度，证明对于他那是上帝的另一个名字，是他成为圣人的根源。”——中国哲学教授、驻梵蒂冈使节吴敬雄写道。初期的儒教可能退化为一神教。佛教则拒绝上帝-三位一体，不能成为传教士的联盟者，尽管在其它多方面更合乎基督教，多少认可死亡的本质、天堂和地狱。

牧师体会到了困难，遇到带有中国心理特点的抵触，人性就像报告描述的那样处于自给自足状态，不知道救赎苦难的耶稣基督。基督教宣扬的原罪在人性深度损害在宗教信条中是独一无二的。至于基督传教被钉在十字架上，正说明偶像教徒希腊人的丧失理智。为此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尽量不强调注意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更多选择讲述他的升天和复活。

2.3天津条约签订后的传教

1858年天津条约重新为基督教传教士打开中国大门。签订这个条约的俄罗斯代表E·B·普加京伯爵警告，在有基督教竞争的条件下，必须扩大东正教在中国的传播。从1863年起，俄罗斯传教士团的外交功能更加强化，还有可能在中国设置东正教教区。但回报传教士们辛勤工作的是缩减了传教士团一半的预算，甚至不足支付主教区的费用！往中国派主教的建议在国会“进行了认真讨论，但当时没有实行，因为代表机构提高水平的要求是扩大人员编制和财政拨款每年达14560卢布……与传教士团过去拨款相比削减一半，从一年17 750卢布减少到8875卢布”。整个传教士团历史上，教会的国家从属性此时表现得无以复加。

1861年，传教士团第一次走出了北京城界，在东京安村建立了宗教学校，那里有接近十多户居民有俄罗斯血统。传教士团这时积极把福音书翻译成汉语，领域的扩大在1900年后才开始。

2.4 在远东的传教

1858年签订瑷珲条约，俄罗斯从中国夺取了阿穆尔流域，宗教管理局把那里并入了从1840-1868年由圣徒英诺肯基伊、莫斯科都主教（维尼亚米诺夫，1797-1879年）主持的堪察加主教区。拥有在阿留申、特林基特和雅库特30年传教经验的英诺肯基伊渴望着“如何尽快并且更远地往满洲派去传教士”。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

按照圣徒的请求，会汉语和满族语的修士司祭叶弗拉姆皮伊·伊万诺夫从北京传教士团调到布拉戈维申斯克。但当局为了确定俄罗斯和中国的边界线，立即决定派司祭去国家使团。这件事反映了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社会的价值取向，向异教徒传教不是首要任务。叶弗拉姆皮伊·伊万诺夫1863年去世，并没有参加传教工作。北京的传教士团也派不出来其他传教士。那时圣徒英诺肯基伊开始培训自己的骨干。1864年，在布拉戈维申斯克教会学校开设了满族语课，成立了满洲传教团，但传教士的职位到英诺肯基伊去莫斯科教区任职的1868年一直是空着的。

第一位被派往阿穆尔河右岸（满洲）的传教士是堪察加主教区的神甫罗曼·兹连彼洛夫。他是布里亚特人，很快掌握了满族语。在三年期间他完成了在满洲农村从萨哈连（黑河）到霍尔莫勒津村（今孙吴县沿江——译者注）的传教旅行，谈信仰，分送满族语的新约全书。尽管，按照传教士的话说，“福音书成了众多读者的信仰”，事实上只有一个年轻的满洲人接受洗礼。较大成就是在俄罗斯境内1897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陪同传教士的，在阿穆尔州有38名中国人和8名满洲人是东正教徒，在滨海地区有85人，尽管没有正规的传教机构。对东正教的兴趣首先出现在间接参与文化接触的人中——中国商人和边境地区的佣人。他们中的很多人来到布拉戈维申斯克教区高级神父住宅会谈，那里设有“传教士营地”。1893年，一名来自阿穆尔地区的最富有的商人吉奉太接受洗礼，“而后很多商人追随了他”。1895年，中国女人阿拉塔接受洗礼（洗礼名字是叶卡捷琳娜），她特意从中国内地来到布拉戈维申斯克领受洗礼。整个从1864-1915年期间，在远东接受东正教洗礼的有350名中国人、15名满洲人。

中国人的基督教化进程遇到了严峻的社会政治困境：

——中国当局镇压私自接受洗礼的国民，“与俄罗斯信仰有关，则接受这个信仰在当地中国官员看来等同于接受了俄罗斯国籍”，——圣徒英诺肯基伊堪察加教区（从1899年并入布拉戈维申斯克教区）的继承人维尼亚明主教写道。

——新加入东正教的商人失去了个人在公司里的资本股份和份额，大多数中国人的贸易公司股份构成大约有10-40人参与，接受基督教的商人如果提出分割共同资本的要求，则必须离开满洲到中国去公司的中心办事处，“但那里，他的合伙人会告密，不仅不给他资产，却因为接受或者有接受基督教信仰的意图，按照他们的说法，他将被砍头，即砍掉脑袋处死”，——1894年，与中国商人有密切联系的堪察加教区传教士修士司祭斯捷凡写道。

——新入教的工人也面临极大的困难。中国人对他们持有敌意，但俄罗斯工程队——不录用中国人的泥水匠或者木匠。这些人成为真正被社会抛弃的人，没有工作和面包。布拉戈维申斯克东正教兄弟会帮助他们，但这种照顾明显不足。

——对基督教传教士和俄罗斯当局个别方法本身可能增加敌意的是佛教喇嘛。例如，阿穆尔地区总督、男爵A·H·科尔弗要求中国人接受东正教，剪掉传统的辫子。关于这个理由，修士司祭斯捷凡写道：“对于我们传教士，对非俄罗斯公民的中国人实施洗礼完全是徒劳的，因为他们没有辫子回到中国，或者被打死，或者因东正教信仰被断绝一切关系。”

由于这些困难，中国人请求在远东进行东正教的洗礼，希望接受为俄罗斯公民。这样，在19世纪下半叶，宗教甄别与民族紧密联系起来，属迫于内部政治压力和文化因素。这种局势持续到20世纪初。对义和团起义镇压引起了对基督教态度的转变。1911年的辛亥革命及其后来的事件为基督教建立了优越的条件。都主教英诺肯基伊（费古罗夫斯基）就此写道：“革命运动在中国废除了封建帝制，动摇了所有的宗教基础。遗弃了过时的先辈传统的中国人，开始更多地注意所有教徒的传教。有许多基督教徒的新政府对传教事情表示同情……。”比如中国的领袖蒋介石在1930年就改弦更张，皈依了基督教，明显地证实了都主教的观察结果。

今天中国的基督教徒感觉自己是十足的中国人而不涉及经受测试等问题。新中国的历史彻底改变了人民社会文化生活方式，改变了社会共同认识。反宗教的意识形态和残忍的虚无主义的个人崇拜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破坏了宗教偶像崇拜的社会基础，也影响了宗教的传播。正如当代东正教传教士香港大司祭焦尼希伊·波兹德尼亚耶夫写的：“在当今中国条件下基督教辩解，呼吁中国的古典主义者（以儒学主导），未必会在中国当代人的心灵和头脑中找到积极的回应。可能，在当代中国的智慧阶层会更加有效地采用当代科学的与哲学的语言传播基督教。这个伟大的国度（农民占70%）期待着基督教尽快用朴素的表达和简洁的非书面语且动人心灵的传教，等待着良好的消息和拯救的希望。东正教明确而通俗地证明，它的宗教实践和神性——是在当代中国传教最好的途径。”

三、圣经的翻译

圣徒古利伊·塔弗利切斯基（卡尔波夫，1812-1882），第十四届驻北京传教士团团长。

第一部翻译成汉语的历史性新约全书是法国天主教徒让·巴谢面向平民（被梵蒂冈认为经典版本的4世纪的拉丁语圣经）于1707年完成的。

1822年，第八届俄罗斯驻北京的传教士团成员C·B·利波夫采夫把新约全书翻译成满族语，在1826年在圣彼得堡发表，稍后伦敦传教会再版印刷。

在此之前翻译成汉语的两个基督教圣经版本是从最负盛名的莫里森-米尔恩1823年的全译本圣经译出的。

俄罗斯传教士团出版的第一部新约全书汉语译本是第十四届传教士团（1858-1864年）团长、圣徒古利伊·塔弗利切斯基（卡尔波夫，1812-1882）翻译的。翻译是在以往传教士团大量努力基础上完成的，尽管那些“语言过于考究”。 还有一种新约全书的汉语译本是修士大司祭弗拉维安（戈罗杰茨基）翻译1889年出版的，修改了“过去翻译的福音书并带有文本逐字注释的……重新出版的。”

二十世纪初东正教有三个特别翻译的新约圣经的汉语版本，是传教士团努力完成的。

“新教徒反复印刷前任传教士团团长——主教古利伊和弗拉维安几个以前翻译的版本。”传教士团的成员、历史学家、神父尼古拉（阿多拉茨基）写道。

1910年，在北京出版了都主教英诺肯基伊·费古罗夫斯基翻译的又一个版本的新约全书。“译本更接近现代对话语言……同时古代语言的文言虚词和语法常常重复使用。”十九世纪翻译的普遍不足是，他们使用的是旧的语言——文言，使许多人无法理解。二十世纪初传教士们更倾向于翻译成对话语言“白话”。当今，传教士团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东正教传教士使用的是天主教翻译成汉语的圣经。

3.1 上帝的称呼

传教士翻译圣经面临的问题是把上帝这个词本身用中国人准确明白、容易理解的概念转述出来，但不能引起不良的写法（歧义）。

天主——Tianzhu（上天主人），这个称呼更多用于新基督教神学的表述，但不与中国古典词语重复。

上帝——Shangdi（最高的神），与道教文化重复。中国人的观念也认为上帝是“宇宙中无名的复活力量”。

耶稣教传教士马杰奥·利奇（利玛窦）在17世纪给出了两个方案，但天主教骑士团在18世纪初提及上帝称呼问题时发生了争论。梵蒂冈采用了“上天主人”这个方案，同时，在19世纪的新教徒选用了“上帝”。

19世纪东正教的翻译选用了天主教的方案，但从20世纪初则选用了新教徒的方案。

道——Dao（逻各斯）。预言家约翰在编写福音书时，他借用了希腊多神教哲学词语——Логос。翻译为俄语类似“意义”，在希腊传统里这个词是多角度的，有大约30个含义。这是充满大自然的规律，宇宙表现的模式和一切事物的存在基础（由此产生科学-逻辑）。预言家约翰引用“逻各斯”，把它与上帝圣三位一体混用为——道，人们也合称为耶稣基督。

同样的例子是迫使翻译者使用了中国哲学术语——道，在词义上接近于希腊语的逻各斯。

在当代标准地翻译成汉语的约翰福音的开头是：宇宙被造以前，道已经存在。道与上帝同在；道是上帝。

俄罗斯传教士团的翻译者希望保留中国阿尔巴津人的俄罗斯祷告仪式的传统，因此在对耶稣基督名字转译时，他们采用了这些汉字，以保存与斯拉夫语发音的语音学联系。他们选用了“赫利斯托斯耶稣”方案，尽管在此之前在中国的有声望的其他教会传教士已经普及转译为“耶稣基督”。斯拉夫语目标涉及到圣经地理学名称，这样的词汇有“阿利路亚”、“赞扬”、“复活”、“法老号”、“天使”、“谢拉菲”。

3.2 中国的礼拜

1883-1884年俄罗斯传教士团完成了东正教教会基础祷告文：彻夜祷告和演说家约翰弥撒。甚至翻译了复活节祷告唱诵词，用汉语祷告成为可能。

汉语祷告是在第十六届传教士团（1879-1883年）团长、修士大司祭弗拉维安（戈罗杰茨基）在任时实施的。“借助于传教士团的簧风琴伴奏，能够很快建立起了20多人的合唱团。这个合唱团……从1883年起在按照斯拉夫人方式设置的左右两个唱诗班席位上用汉语合唱。”

上帝弥撒，驻北京的传教士团阿尔巴津人主持，写实艺术家（曾参加第十三届传教士团）И·И·契姆托夫画

传教士团的汉语祷告文被发往日本，在那里翻译成日本语，用于日本东正教教堂里的常规的祷告。日本的圣徒尼古拉这样写道：“北京传教士团是日本教徒的母亲，没有北京，日本人是无知和哑巴。”

第一位中国人神甫米特罗凡·吉庆很快在1882年开始用母语祷告。为了对比，天主教教会1964年才同意使用民族语言在东梵蒂冈大教堂祷告，事实上天主教用汉语祷告在20世纪末才开始。

四、东正教在汉学方面的贡献

俄罗斯的汉学起源于18世纪，俄罗斯传教士团的翻译们和第一部词典的编著者如И·罗索辛、А·列昂捷夫和第八届传教士团团长、第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历史学家索弗罗尼伊（格利博夫斯基）都付出了劳动。俄罗斯传教士团参加者当中有出色的科学家，他们为祖国和世界汉学宝库做出了贡献。其中有彼得（卡缅斯基）、雅金夫（比丘林）、帕拉迪（卡法罗夫）、В·П·瓦西里耶夫。

司祭彼得（卡缅斯基，1765 – 1845年），是第一位获得科学团体较高荣誉的俄罗斯驻中国传教士团参加者。1819年，他当选为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的通讯院士。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就被调到第八届传教士团，卡缅斯基就从事满洲历史著作的翻译。在担任第十届传教士团团长时，彼得（卡缅斯基）建起了大规模的中国书籍图书馆。除了古代典籍外，他翻译了满洲格言警句集《中国美德和卑劣的镜子》。皇帝亚历山大一世决定发表他编写的汉语-蒙古语-满族语-俄语-拉丁语词典。对于彼得·卡缅斯基对中国文化的突出的决定性的观点，让那些同时代的对异国的浪漫主义的戏剧固执地看不惯的人找到了佐证，包括俄罗斯国家的外在形象。

司祭彼得（卡缅斯基，1765 – 1845年），第十届北京传教士团团长。

司祭雅金夫（​​比丘林，1777-1853年）、第九届传教士团团长着中国服装的画像。

司祭雅金夫·比丘林（​​1777-1853年），第九届传教士团（1806-1821年）团长。是俄罗斯卓越的汉学家之一，是个自相矛盾的人物。立场上是科学家，却是修士身份，还有官员的“外表”，他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去解读欧洲人。他收集的丰富的民族学、地理学和宗教学资料出版了10本书，写成了科学论文，在多方面超越了同时代的欧洲科学家的成就。他出版的著作和讲义对中国异国风情的描述在同时代人当中产生了极其强大的影响力，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甚至在1830年表示希望去中国旅行。В·Ф·奥多耶夫斯基在自己的长篇小说《4338年》里就借用了他的构思。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Н·А·别斯图热夫用水彩画画过雅金夫的肖像画，并赠送他一串用锁自己的镣铐制成的铁念珠。英国作家乔治·巴劳在彼得堡向雅金夫请教过汉语课。

同时，雅金夫带领的传教士团的财政预算削减，传教士团长期依靠出卖部分财产，有几年甚至淡化了祷告。在宗教界被降职的雅金夫向东正教最高会议递交了辞去修行的教职，他拒绝了皇帝尼古拉一世个人批示。稍后他当选为圣彼得堡科学院院士。雅金夫·比丘林在19世纪俄罗斯智慧的上流社会以熟悉的形象出现，明确地表示从基督教徒转变为实证主义者。

司祭帕拉迪（卡法罗夫，1817-1878年），第十三届、第十五届传教士团团长。

另一位出色的汉学家、语言学家是第十五届传教士团（1817-1878年）的团长、司祭帕拉迪（卡法罗夫，1817-1878年），他把科学实践活动与笃信宗教的修行结合起来。他的宗教著作十分有名，其中最有意义的是：《佛传》、《古代佛教历史概况》、《基督教在中国古老痕迹》，还有关于东方的：《古代蒙古关于成吉思汗的传说》和《古代中国关于成吉思汗的传说》。

司祭帕拉迪编著的汉俄词典，北京，1888年。

司祭帕拉迪编著的汉俄词典，北京，1888年。

而最主要的科学贡献是帕拉迪着手编著了汉俄大词典，并赢得了声誉。连续致力于这项工作的有修士司祭伊赛亚（波里尼金）、帕拉迪、弗拉维

安（戈罗杰茨基）、外交家П·波波夫。词典于1888年出版，收录汉字11868个。1909年英诺肯基伊（费古罗夫斯基）出版的词典收录汉字1.6万多个，但普遍认为比不上帕拉迪编写的词典。

帕拉迪还在使用基里尔字母记录汉语词汇的注音系统方面赢得了声誉。他开始深入研究注音系统是在18世纪，参考资料是《中国语言怎样发音，用俄罗斯字母拼写出它们真实的发音》。过去，第二届传教士团信徒伊拉利昂·罗索辛在1741年编制出来，雅金夫（比丘林）继续对注音系统进行修改，在帕拉迪的汉俄词典里它的最终形式确定下来，当今使用着的变化不大。这个系统的方法论奠定了欧洲注音系统基础，间接影响到了中国借助拉丁字母记录汉字注音系统（“拼音”系统）的建立。

科学院院士В·П·瓦西里耶夫，第12届传教士团成员。

第12届传教士团成员В·П·瓦西里耶夫奠定了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汉学学术流派的基础。他的多数关于中国文学、文选和词典的文章都是作为教学参考书为喀山大学及稍后的圣彼得堡大学的大学生们出版的。1883年，他成为圣彼得堡科学院院士。与帕拉迪（卡法罗夫）一起被认为是俄罗斯佛教的奠基人。

五、信仰的殉道者

现代中国史学文献中认为，1900年的义和团（义和拳）起义是一次“反帝解放起义，期间遭受不同方式的损失是理所应当的”。问题在政治范畴内得到解决。同时，起义首先是带有宗教性质的，他们攻击的目标是魔鬼基督徒，无论是外国人，还是自己的同胞，起义者认为自己是佛教徒。因此，东正教会追认了222名被杀害的中国基督徒包括妇女和儿童为信仰的殉道者，1902年在追认中国殉道者的6月24日（公历）举行了祭奠。

起义的原因是传教士对中国文化为基础的偶像信仰的消极态度，对赋予传教士的特权的官员强烈不满，西方机械技术的引进导致了大量的失业，对中国对西方列强的政治依附关系的不满。

起义在孔夫子的故乡山东省开始，借助于“天赐意念”增强起义的力量。义和团的传单上写着：“如今上天大怒于耶稣邪说，它玷污了神灵，辱没了圣贤（孔夫子）正道，也不修心礼佛。上天收起了雨水，派出了800万天兵天将诛杀洋人。”在起义中具有明显作用的是神秘主义因素，义和团看见基督教魔鬼房子上面升起了白色的烟雾。清朝国家当局对起义的支持与斥责摇摆不定，中国军队多数对义和团的排外性表示同情。5月中旬义和团烧毁了东正教在东京安的教堂和学校。“5月23日，义和团开始向北京进发，并与正规军联合起来，清朝政府号召人民诛灭洋人。”鉴于面临的威胁，外国人躲进了领事馆，那里被义和团围困了近一个星期。俄罗斯公使说服了第十八届传教士团团长英诺肯基伊（费古罗夫斯基）和俄罗斯牧师们在外交使团警卫队保护下转移。中国的东正教徒从附近街区的住宅逃走，但躲藏起来不容易，一些邻居和当地居民常常把他们泄露给义和团。

中国教徒，因为异教残余和双信仰因素，信仰不够坚定，这一点表现在基督教信仰的坚定性和英勇性上。大部分北京的教徒聚集在神甫米特罗凡·吉庆（1855-1900）家里。他是由日本的圣徒尼古拉1882年在东京予以委任的，因为那时候在中国没有主教，他成为第一位东正教中国人神甫。

6月23日，义和团闯进了米特罗凡·吉的房子，他们用剑刺死神甫，杀害了将近七十人。后来几天，又来了十几个基督教徒。他们大多数被用剑杀害或被砍头。一些被强迫在承恩寺跪拜偶像，死亡前受尽了折磨。比如八岁的约翰，义和团砍断了他的手臂，砍去了脚趾，还砍去了老年教师叶桂玲的脚。传教士团男子学校的工作人员维克多·富被杀害后，义和团员挖出了他的“心祭奠旗帜”，诸多的情况让人想起罗马帝国在公元一世纪对基督徒的迫害。传教士团所有的建筑物被破坏和烧毁。

起义期间有222名东正教中国教徒被杀害，总计有一半的东正教中国社团被破坏。1902年，在专门建造了以“全体圣殉道者”命名的教堂的地下室安葬了他们的遗骨。1957年，按照苏联大使П·Ф·尤金的命令，教堂被毁掉。传教士团的财产归苏联外交家们所有了，用大火烧毁了他们不需要的图书馆。按照目击者的话说，这让人又看到了义和团对传教士团的破坏。

1902年在义和团毁掉的圣母升天教堂原址建的以“全体圣殉道者”命名的教堂，1957年被苏联外交家毁掉。

1957年1月，圣殉道者的遗骨被转移到圣塞拉菲莫夫教堂墓地。1986年，北京的东正教教堂墓地被开发为娱乐公园“青年湖”。 被毁掉的圣塞拉菲莫夫教堂旧址建成了高尔夫球场。

1900年义和团起义期间，杀害了大约3万名天主教徒、2千名基督教徒、近百名欧洲传教士和一些外交官。这就成为八国（俄罗斯、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奥匈帝国、意大利）入侵中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借口。义和团起义被镇压下去，新条约加剧了中国政治的依附关系，加快了清王朝在1912年的垮台。

北京传教士团的毁灭提出了它自身存在方式的问题。东正教最高会议接受了撤销传教士团的结果，但第十八届传教士团团长英诺肯基伊（费古罗夫斯基）的固执和圣彼得堡都主教安东尼（瓦德科夫斯基）的原则立场解决了东正教恢复的问题。这使20世纪初的传教活动富有活力，掀起了中国东正教新高潮，发展的速度与其它基督教会并驾齐驱。

六、中国的信徒

都主教英诺肯基伊（费古罗夫斯基，1863-1931），中国信徒

都主教英诺肯基伊（费古罗夫斯基，1863-1931），神学副博士，圣彼得堡神学院院长，后率领第十八届传教士团达34年之久。没有理由不称他为“中国信徒”，他开展传教活动之初的1897年，在中国总计有5座教堂和458名东正教徒。在他去世之前的1931年，中国总计有大约1万名中国人东正教徒，中国各地有大约一百座教堂，之后的3年左右，东正教堂出现在了澳门、香港和马尼拉。

1900年，英诺肯基伊经历了传教士团的毁灭和恢复后，与多数俄罗斯东正教徒一起为传教士团的财产打官司，负责照顾在国内战争中战败后大批涌向中国的同胞。

1900年，传教士团被义和团毁灭，英诺肯基伊当时住在雍和宫附近的喇嘛寺里，“其中有个房子用来当做东正教堂”。由于他坚决的辩护，寺院免于了德国军队的洗劫。中国当局为表示感谢赠予俄罗斯传教士团“红房子”——位于失宠亲王的府第附近。这座建筑现今装点着俄罗斯联邦驻中国大使馆的院落。

1902年，英诺肯基伊成为东正教中国教区第一任主教，并封爵号为佩列亚斯拉夫斯基，在此之前的180年里，没有得到英诺肯基伊（库里奇茨基）、圣徒伊尔库茨基封号的。首先，英诺肯基伊实现了传教士团日常生活与经济的自给自足。利用清政府对被毁坏的传教士团的赔款资金，建起了砖厂房，在北京贸易街购买了面粉店，建起了装订作坊和皮靴作坊。在俄罗斯开辟了5处传教士团庄园，包括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改善了传教士团的经济状况，在中国的不同地区购置了一些地段。在那些地方建着“传教营”，安置了正规的传教士。建起了小教堂和面向中国孩子的学校。到1912年，在中国建起了男童学校19所，女童学校2所。

大司祭米哈伊尔·明，照片摄于1951年。

在多个城市建立了教堂。英诺肯基伊本人在中国各地旅行，用客车包厢改装成了传教士的祷告室。

1902年，主教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在北馆里被毁掉的圣母升天教堂的原址上修建所有圣殉道者教堂。1903年，来自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兹纳缅斯基女子修道院的5名修女到了北京。1905年，为中国的第一位女国民、阿尔巴津女人彼拉盖雅·玛尔科芙娜·睿剃度做修女。

传教士团院内的女子修道院，1898年。

1916年，俄罗斯传教士团在北京拥有19座教堂、32个传教士营、一个神学院，18所男校和3所女校有700名学生。这时在中国有6255名东正教徒，一年有706人接受了洗礼。

1914年，为在北京建设东正教主教大礼拜堂举行募捐。

20世纪初东正教在恢复时期开始形成中国特征的东正教，圣徒肖像载入到俄罗斯历史文献当中，成为后来中国东正教自治教会的代表人物。尽管这个阶段俄罗斯仍然照旧在领导上占优势，1914年在北京有46名传教士传教——中国人与35个俄罗斯人一道工作。1904年殉道者米特罗凡·吉的儿子谢尔盖·常接受了神甫委任。神甫米哈伊尔·明1908年接受委任，主持东京安的传教士营，后来去了直隶省的通州。神甫米哈伊尔·唐去了永平府照顾近600名东正教徒。1917年，在湖北17个人口稠密的居民点工作的全是中国人传教士。

七、“俄罗斯的亚特兰蒂斯”

俄罗斯国内战争的影响急剧改变了传教士团活动的性质。传教士团根据俄罗斯移民的需求重新定位，导致中国东正教徒的不满。1919年，面临破产的威胁，不得不关闭了传教士营。

1920年，传教士团改变了与东正教国外教会的从属关系。1922年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北京主教区，辖上海教区（主教是西蒙·维诺格拉多夫）和天津教区（后来迁往汉口，主教是约纳（波克罗夫斯基）- 汉口斯基），同时哈尔滨主教区辖海拉尔和满洲里两个教区。

哈尔滨伊维尔教堂

哈尔滨的圣尼古拉大教堂，毁于1966年。

哈尔滨松花江畔的福音教堂，1970年炸毁

由于白俄涌向了中国，十年时间里在这4个地方产生了俄罗斯文化发源地，但均以哈尔滨为中心，就如诗歌里形容的，成为“俄罗斯人的亚特兰蒂斯”。当时，按照不同的资料统计，俄罗斯散居在国外的人口达到20万人或者50万人。移民称之为夏里亚宾和维尔金斯基。“俄罗斯的亚特兰蒂斯”的历史过去与大批的俄罗斯移民在1950年代从中国迁走，身后留下的是心里对中国故乡的深切怀念，还有具有纪念意义的欧式建筑物。其中有106座东正教堂，大部分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通常对传教士团的作用评价为“俄罗斯的亚特兰蒂斯”。天意地安排给它的任务是传播东正教，把弱势的、或者强大的属于各种政治联盟的移民迅速吸收到教会这边来，关注异教徒的转变。

与此同时，移民阶段出现了新的东正教的圣徒，其中有汉口圣徒约纳（波克罗夫斯基，1888-1925年）和上海灵者约翰（马克西莫维奇，1896-1966年）。他们两个人被俄罗斯国外教会尊为圣者。

圣徒约纳·汉口斯基（波克罗夫斯基，1888-1925年）

修士大司祭约纳·汉口斯基曾是奥伦堡哥萨克部队的首领杜托夫的旧神甫，约纳与残余部队一起来到中国。1922年约纳接受了满洲天津教区主教的 委任 ，但教区后来迁到了汉口。“他创立了儿童收容院，收留了40名孤儿；建立了有低年级和高年级的初级学校，免费招收了500人学习，每天有200人免费用餐；还开展义诊，为贫困居民提供免费诊疗，提供医疗帮助和药品。”主教在哈尔滨为宗教哲学班编制了宗教课程，亲自授课。在满洲里市，他应城市议会邀请，在中学讲授神的律法课。学生们十分爱戴他，得知神的律法课可以不用考试时，要求这门课程进行一个测试，都表现出了良好的认知。

圣徒上海灵者约翰（马克西莫维奇，1896-1966年）

英诺肯基伊（费古罗夫斯基）去世后，上海的主教西蒙（维诺格拉多夫）成为北京的大主教。在西蒙主持教会的短短两年里造成了严重的分裂，大司祭谢尔盖·常认为自己是英诺肯基伊的继承人，他绕过了莫斯科宗主教。中国少数东正教团体支持他。谢尔盖·常在天津建立了圣尼古拉耶夫斯基教堂，那里的所有神父都是中国人。这是中国人组织东正教教会自治的第一次尝试。

1933年起，北京教区（第二十届也是最后一届的俄罗斯传教士团直到它1956年关闭）由大主教维克托尔（斯维亚金）主持。他是1919年来到中国的，是巴克奇将军败退军队里的中尉。患上了伤寒，痊愈后当了传教士，被委任为天津的首席神父。在这里他以照顾同胞而著名，建立了中学、养老院、医院和食堂。“几十名无家可归的难民来到了他住处的收容院，这里一直被称为‘维克托尔住所’”。

1944年，维克托尔（斯维亚金）向宗主教谢尔盖（斯塔尔戈罗茨基）提出请求，希望莫斯科总教区接纳北京教区，1945年得到允许。约翰·马克西莫维奇在上海则继续归属于俄罗斯境外主教会。两位神父分别走上了不同道路，维克多（斯维亚金）在1956年返回祖国被派往克拉斯诺达尔教区，而约翰（马克西莫维奇）在1949年去了菲律宾，后来去了美国。在欧洲度过了将近十年，后来他主持了美洲的圣弗朗西斯科教区。

大主教维克托尔（斯维亚金）

中国的东正教圣物

在中国的东正教圣物中，除了教堂外，能够值得提起的是哈尔滨火车站前的圣徒灵者尼古拉神像和乌鲁木齐的塔彭圣母神像。圣徒尼古拉的神像树立在哈尔滨车站是从中东铁路奠基的时候开始的，在神像前祷告后人们就出发前往铁路工地了。神像不止一次地显现圣徒灵性帮助中国居民，人们称他为“车站老人”。“车站老人”深受中国人的欢迎，1924年，他们没有让中东铁路当局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搬走神像。

大司祭谢尔盖·常，第一位中国人牧师、殉道者米特罗凡·吉的儿子

哈尔滨火车站显灵的圣徒尼古拉神像前的神父

塔彭圣母神像是哥萨克酋长А·И·杜托夫从军队里带到中国的，它长时间地存放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教堂左侧唱诗班。

这两件圣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红卫兵烧毁。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俄罗斯人开始离开中国，教堂空闲起来。那些赞赏苏维埃联盟取得胜利的人，收到了回归祖国的许可。大批回国的人被派往哈萨克斯坦开发生荒地。另外一些人见到在中国将要像苏联一样建立共产主义秩序，去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

大主教维克托尔（斯维亚金）在1950年写信给莫斯科大牧首阿列克谢一世（希曼斯基），陈述了在北京教区扩大传教活动的计划。但大牧首通知维克托尔，要履行政治手续，要求他“在短期内（至少十年）借助圣母的帮助建立中华东正教自治教会，而且大司祭必须是中国人、神甫和修士是中国人、传教士也是中国人，主要的是多数教徒是中国人。”实际完成这个过程花费了6年时间。

北京俄罗斯传教士团南大门上方的钟楼，1956年被苏联大使拆毁。

中国神父和俄罗斯神父

八、中华东正教自治教会

为达到宗主教的要求，维克托尔（斯维亚金）在1950年委任了5名中国人神甫和4名中国人助祭。这年，在莫斯科三位一体-谢尔盖耶夫东正教最高会议大教堂任命了第一位中国人主教谢苗（杜，1885-1965），他出身于阿尔巴津人杜比宁氏，1952年他在上海建立了教会学校，他希望自己亲自主持中国的东正教会。

1957年，经中国共产主义当局允许，在莫斯科任命了另一位中国人主教瓦西里（姚，1888-1962年），担任北京主教。他是位谦逊的人，是经过劝导说服才担任教职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办公厅同意委任中华东正教自治教会北京教区主教的任命。

上海飞主教谢苗（杜，1885-1965），第一位中国人主教

北京和中国主教瓦西里（姚，1888-1962年），中华东正教自治教会首领，第二位中国人主教

“瓦西里回国后担任了正规的主教职务，同意其称号的任命，即当选举中华东正教教会领袖。为此，须召开高级神职人员会议。但谢苗主教的立场，事实上促使了两个竞争的教会团体的分离，妨碍了会议的召开。”

第一位中国主教的自负，加上整个中国国内不利局势，致使中华东正教自治教会组建到“文化大革命”发动时仍旧没有完成。

教堂遭破坏

1958年，哈尔滨市的福音教堂关闭，转为马戏学校。1970年炸毁。

哈尔滨的圣母升天教堂改建为带曲面镜的“笑声房”， 直到今天还这样使用着。

其它教堂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被当局占用。

哈尔滨两处东正教墓地被毁掉了，那里有10万左右的墓穴。

1965年，主教谢苗·杜去世后，上海大教堂关闭，里面有仓库、餐厅、市场、夜总会、一个展厅。

1965年，哈尔滨最后一个修道院关闭，最后的女修道院长阿里亚德娜去了美国。

1966年 – 红卫兵摧毁哈尔滨的尼古拉大教堂。

在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摧毁了中国各个城市大部分的东正教教堂。

1966年，中国的东正教教会的状态从哈尔滨教区教民的一封信的片段中有所反映：“我们的神甫的自由都被剥夺了，他们被赶上卡车在城市里游街，他们的头上戴着写有革命口号的尖高帽。所有的教堂被破坏，大教堂被夷为平地，并打算在那个位置建立革命纪念碑。”

哈尔滨的波克罗夫教堂

许多神甫在遭受欺凌后被审判，处以漫长的惩罚到矿场和采石场劳动。“大司祭斯捷凡·吴受到的迫害最严重，他是莫家沟圣阿列克谢耶夫教堂的最后一任主持神父。在他修行的教堂前摆放了桌子，上面铺满锋利的碎石头，让大司祭斯捷凡跪在碎石头上。他被套上丑角的袍子，头上戴着塞满金属沫的大高帽，脸上涂抹了炭黑。斯捷凡神父遭受了两个昼夜的木头锤子痛打，铁棍砸肩，唾侮十字架，在他被送进监狱医院之前，就这样无休止地被折磨。给他稍微治疗后，即执行了枪决。这位新蒙难者的遗体安葬在离哈尔滨不远的三棵树东正教墓地。

毛泽东去世前，在中国不允许提起宗教。上海的东正教信徒“在衣柜里面保存神像”。邓小平改革开始后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在1980年召开代表大会，声明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已改编为爱国团体。中华东正教自治教会没有内部的力量形成恢复的国家规模。

九、今天在中国的东正教

今天，在中国的东正教团体大约有15000名教徒，但他们没有联合成为统一的组织。其中大部分居住在新疆和内蒙古、东北的黑龙江省，还有北京和上海。整个中国现在有4座东正教堂。

1、哈尔滨的波克罗夫教堂。

2、额尔古纳市（内蒙古拉布达林）的英诺肯基伊·伊尔库茨基教堂，2009年建成开光。

3、库车（伊宁）的圣徒尼古拉教堂，2003年建成开光。

4、乌鲁木齐市的圣徒尼古拉教堂（1991年中国政府修复的过去毁坏的）。

其中最著名的是哈尔滨的波克罗夫教堂，1986年重新开放。

这些教堂里没有一座住有神父。

按着正常的教规只有主教可以认定神父。

中华东正教自治教会的两位主教已经去世：谢苗·杜在1965年，瓦西里·姚在1962年，他们没有委任主教接班人。中华东正教自治教会内部教区师徒接续中断了。

自治教会最后的牧师

神父米哈伊尔·王泉申（1924年出生），独居在上海。

大司祭米哈伊尔·李奉慈（1925年出生），1966年至1984年被迫害，被判刑在石头场强制劳动。现在澳大利亚任俄罗斯境外教会神父，在悉尼的华语东正教社团工作。在此之前曾经在上海任职。

执事长叶万格尔·鲁亚夫，在上海独居。

神父格里高利·朱世朴（1924-2000年），曾经在昌河的鲍里斯–格列布斯基教堂和莫斯科工人宿舍教堂任职。“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在他胸前挂上“他吻赫鲁晓夫的脚”的标语牌全城游街。他是最后一个神甫，被当局正式承认。

神甫伊利亚·文（1896-2007年），长寿110岁。是上海“罪人的担保”圣母大教堂的首席神甫。移民到香港，建立了复活教区。后来到圣弗朗西斯科，在“全部痛楚的喜悦”圣母神像大教堂工作。

大司祭亚历山大·杜利福（1923-2003年），原为北京教堂神父，“文化大革命”后在家修行。

诵经士付希亮神父

大司祭吉奥尼希伊·波兹德尼亚耶夫，在香港彼得和巴维尔教区主持（俄罗斯东正教会）。

根据法律规定，宗教组织在中国要遵守“三自原则，是1950年制定并实施的”。即：自立、自养、自传。这意味着，外国传教士不能传教，未经中国当局的批准不能作为外国神父。这样，中国官方的天主教会与梵蒂冈产生了分歧，在法律上确定不从属于外国天主教中心。过去从属于梵蒂冈的天主教会处于不合法的困境。同时，官方的天主教会有主教，足够自我传播的力量（主教委任仪式要有三个其他主教参加）。早在1926年，梵蒂冈就委任了6名中国人主教。

尔后的两个十年里，一些东正教中国人教徒（其中包括付希亮神父）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神学院学习过。其中毕业了两个完整课程学习班，他们没有被允许在中国的地方担任教职，没有受到委任。但今天宗教事务局有两名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神学院参加过神职人员培训学习的副博士，属于哈尔滨的波克罗夫教堂的社团。

最近十年里国家拨款修复了两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坏的俄罗斯境外移民集中居住地的教堂。这反映了在中国东正教如同少数民族宗教具有一样的地位。2009年，在哈尔滨近郊的旅游基地“伏尔加庄园”里，部分中国企业家准确地复制了哈尔滨的尼古拉耶夫大教堂，建筑内是博物馆。

中国东正教生活里特别的地方是在香港开辟了彼得和巴维尔教区。教区建立于2003年，由大司祭吉奥尼希伊·波兹德尼亚耶夫主持。香港的法律没有中国大陆这样官方的对宗教组织活动严格的控制。

教区把培养东正教的精神土壤作为自己首要任务——出版书籍、小册子、神学作品——以推进新兴力量的成长。书籍出版的费用主要依靠私人的捐助。教区与香港的中华天主教研究院合作，教区在两个十年里加强了对乔治·弗洛罗夫斯基《俄罗斯神学之路》、索弗罗尼伊（萨哈罗夫）的《希路安长老》等书的汉语翻译。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神秘性的研究者认为，东正教是与拜占庭神学有机综合而成，这将在未来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东正教神学。在彼得和巴维尔教会的教徒中没有几个中国人东正教徒——是香港居民，但每年吉奥尼希伊·波兹德尼亚耶夫神父都要去中国大陆举行几次洗礼。

在香港和台北（台湾）还有两个希腊东正教君士坦丁堡主教区的教区。

十、基督教给了中国什么？

中国的东正教没有那么大的规模，谈到他特别的影响，限于俄罗斯人或者全基督教。虽然如此，除了慈善事业和举办教育，作为向社会领域传教的一部分，能够引起人们对东正教音乐的注意，还有建筑是特别的。索菲亚大教堂成为哈尔滨市啤酒节开幕地——不是顺应历史，而是赞扬东正教建筑学的伟大。

东正教在全基督教方面的影响——是实行一夫一妻制，此前中国与西方基督教文明并不是没有接触。

在科学领域基督教以有神论开始，分出上帝和创世纪，刺激了实验活动，探索自然，推进了对独立的和具体的事物兴趣的发展。

在社会人类学领域基督教加强了个别性原则，提高了独立的人的价值，而这在传统的中国人的意识观念里是与团队精神不相容的。

哈尔滨啤酒节开幕地索菲亚大教堂

“在新形势下，基督教已经能够回答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基本生活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道教或佛教。”

（2013.05.01，高永生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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